我曾是大陆很早的推销商
文/周良骏（湖南）
1978年，虽然以义无反顾的决心进入了大学，但是家中缺少了一个强劳动力，家人的生活来源断了。
这一严酷的现实，现在忆及，犹觉心酸。父母家人，尤其是一双女儿，缺吃少穿的惨况令人心碎。小女儿才两岁，因为缺营养，患了疳积，眼睛失去了光泽。但她有顽强的生命力，支撑着她，不想死去——仍然在地坪里蹲着玩，指着小虫子喊我看。仍然从无光的眼睛里，透出笑意……
老母对我说：“细妹子的命像快熄灭的灯火了……
而我，在1978年的冬天，长沙下雪的时候，脚上很后一双部队带回的解放鞋也破了。大脚趾在露天过了一个严冬。
然而，老天无绝人之路。看来，人在很倒霉的时候，就是走运的开始。
一位老家高平乡下的熟人，1979年春末来长沙找我了。原来，他为老家高平皮鞋厂推销劳保工作皮鞋，但他不会说长沙话，进不了工厂大门。来请我帮忙。
小事一桩。我凭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证（当时大学生稀少很受尊重），走进了位于窑岭的东风钢厂。供销科长奇异于我的身份，和所干的“勾当”极其不相称。但又听了我实话实说的境遇，于是非常同情。马上和我签了一笔合同。熟人带走了合同，许诺会开工钱给我。
旱苗盼雨。我一直盼着熟人送工钱来。却是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。
1979年暑假快开学了，我连“高平乡下到邵阳坐汽车1.5元，邵阳到长沙坐火车4.7元”的车费还没着落呢。于是想到了高平皮鞋厂——我为你们销了货，怎么连一点工钱不给呢？
我从堂下桥走到大桥边，找到厂长曾明炎，说明来委。讨要工钱。明炎厂长不愧是早期英明的企业家，一听，即知该熟人这小子“贪天之功为己有”。
“原来上次的合同，是你帮我厂搞定的啊！”厂长立即吩咐手下，快去买鸡买鱼买酒：“好好招待良骏同志！”
酒酣耳热过后，我们谈妥了“合作条约”。每销掉一双翻皮工作皮鞋，卖14.9元，给我一元钱。依此类推，若销10双得10元。若销一万双得一万元。高平皮鞋厂楼上，堆积了几间库房的皮鞋没法销出去，曾厂长托我“一定费心”。
“酒足壮人胆，财帛动人心。”我一拍胸，说：“小事一桩！”
哈哈哈！“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辈岂是穷酸人？”
曾厂长吩咐手下，先预付我一笔钱，记得是500元（当年乃巨款也）。当时的钱，20元买100斤稻谷。0.75元买一斤猪肉，0.6元买一斤牛肉，西瓜每斤0.02元。
有钱就有一切！我的心里有了充实感，简直就是“充满阳光”，幸福极了。
我想，只要有一个活动平台，就要干出成绩来！
长沙全城的大小厂矿，株洲601、株洲770……我成了长株潭三市的活地图。我利用课余周末，不到一年，实际收入了近四仟元人民币，还有数千元没敢要了。当时，邓国础系主任和刘筠教授（工程院士）的月薪都是62.5元。
此时的我，已鸟枪换炮，戴上125元的上海表了。当年手表凭票供应，靠了满舅是株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的门路才买到的。
当时省城的物价也很低，钱很值钱。长沙市从五一广场的九如斋，到黄兴南路——南门口（今之步行街）各大商店里，很贵的奶粉和麦乳精，每包500克价2.20元。很好的牛奶饼干，每斤0.80元。那时不象今天，绝无假货！整猪头捶扁的干腊货，也只卖二元多一点。每次回家，我都会挑一担各种好吃的滋补品，也不过一百多元。
我救活了高平皮鞋厂，高平皮鞋厂也救活了我一家人。
当年，垂死的小女儿，因为营养的跟进，以后还是长成了身高一米六，智力能力均可的大女孩，现为获*资格认证的执业医师。
不过，我命中注定不会发大财。我的供销朋友，长沙很大的厂770厂供销科代干良科长，80年代初下海去深圳，来信要我去买原始股。因我眼光短浅，只图安稳，也太看重“铁饭碗”了，没有听从他的良言，带着俩小孩，继续死守小饭碗，至今退休，两袖清风。
财运如“鲤鱼摆脱金钩去，摇头摆尾不再来。”看来，命中注定我并非陶朱公很好。
但也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是，我在1979年做学生时，就已经“得风气之先”，做产品推销的生意了。当年在大学校园里，我率先穿三接头黑皮鞋，戴新上海表，穿的确良，喝麦乳精牛奶。每餐吃青椒炒肉溜猪肝不在话下。当时确实比教授们的生活水平不低，是“先富起来”的大学生。
后来，有人告我“搞投机倒把”，事情闹得很厉害。很后，长沙市中级法院判我无罪：作为不带薪的学生，和公社社员“同工同酬”，何罪之有？
师院生物系的方书记曾经说我：“长沙市16所大学，就出了你这么一个惹事的怪人。”。但是，绝大多数老教授都同情我。教生物化学的刘润之教授，还特地去找省高教周局长——他的老同学，为我开脱。他们都认为：“其情可恤”。很后不了了之。
值得感谢的是，当时在湘各大国企供销科的科长们，个个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同志。我每送给他们一双皮鞋，一定坚决地付费给我，并且开了正式收据。我永远地怀念他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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